从突尼斯的暴乱危机中细看其政体的脆弱

各种复杂多变的状况,使得突尼斯本身摇摇欲坠的政局变得更加岌岌可危,起义、经济萧条、暴乱等等这些不安的因素困扰着突尼斯的治安环境,高层的人物尚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而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却在与日俱增,而最有威信的努伊拉这个时候却因为一起恐怖事件得了中风,这让这个脆弱的政体,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突尼斯宪法,规定若总统死亡或失去工作能力,则由总理继承总统职位。由于布尔吉巴反复出现健康问题,这个限制性条款大大提高了政府首脑的声望和权力。由于布尔吉巴有效地控制着总理的任命权,从他的办公室发出的政策代表总统的许可。在努伊拉中风后,长期忠诚于党的领袖的政治家姆扎利当上了总理和社会主义党秘书长。总统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巩固曾经庞大稳固但现在由于各自利益出现严重裂缝而濒临瓦解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与此同时,还要一如既往地在党的核心部门保持最大限度的控制。姆扎利上任后立即释放了“黑色星期四”之后被囚禁的哈比卜阿舒尔和其他工人积极分子,这令人回想起了殖民时期具有改革精神的总督的走马上任。他随后任命几名非党党员就任内阁职务,并说服梅斯迪利和他的社会党同事作为忠诚的反对派团体回归社会主义党。

这些姿态带有布尔吉巴对曾经反对过他的高级党员先边缘化、然后再复职的手段的味道。更具创新精神的、也可能是更为意义深远的举措是追求政治多元化。在安排1981年的新选举时,政府邀请政治组织提交候选人名单,只要是不寻求国外支持,不主张阶级斗争或宗派主义,也不批评终身制总统”即可。姆扎利保证向那些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给予官方承认的政党地位。为了显示政治发展气氛的和谐,社会主义党和突尼斯工人总会共同提交了一个“民族阵线”名单。没有一个羽翼未丰的政党能够组织有效的竞选,他们都没有达到下限,没能获得5%的选票。尽管出现这样的选举结果,政府还是在1982年通过使突尼斯合法化(这个政党只有大约2000名党员)开创了某种多党制,因为突尼斯与其他政治组织不同,它从1963年针对反对派活动的禁令生效后一直没有停止活动。布尔吉巴清楚地表明,他将这种改革最多视作是不得已的弊害,他抱怨道,我给了他们多元主义……他们就不会说他们非得等着那个法西斯主义的布尔吉巴去世了。”

在筹备1981年选举时,令世俗的社会主义党领导层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大众对教派运动的强烈热情,它是除了突尼斯之外唯一与社会主义党没有渊源的政治组织。哈努什热衷于为成立政府打基础,他在试探政权的容忍限度,经常以寺为地点,谴责新党和社会主义党25年来的政策,这些政策实际上从突尼斯公共生活中清除了一切教的痕迹。哈努什、莫罗乌和很多伊期兰教派运动的拥护者由于被指控诋毁终身总统而被捕,使该组织在大选前不久陷入了混乱。然而,在投票过程中,与教派运动有关联的候选人与世俗候选人得票情况相当,甚至经常还要好于他们。大多数世俗候选人认为主义者后来提出的结成共同阵线的建议是极为自私和机会主义的,他们相信教派运动主要是想利用他们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网络和组织结构。尽管不大可能,但教派运动与这个或那个非宗教反对党之间结成联盟的幽灵还是足以使政府恐慌,以至于姆扎利在1983年试图抢先承认社会党和人民团结党(从本·萨拉赫的人民团结运动中分裂出来的组织)为合法政党。以禁止宗派主义政党为由,总理拒绝了教派运动多次要求同样地位的请求。

姆扎利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减少了反对派对社会主义党垄新政坛的批评,但是刚出现的多元主义有局限性,也没有安全度过一场真正的竟选。他还成功地使反对派各重要力量相互削弱。然而,他没能将所有在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团结在他身后,而党的核心圈子里对他也有一些反对意见。指责来自社会主义党内守旧的保守派,也来自一些高层的年轻品,对于他们的政治抱负,总理就是一个阻碍。以他的职位,只有姆扎利,而不是任何党员,会就任总统职位;除非他在尔吉巴死前失势,否则其他人不可能获得这个国家的最高职位。此外,多元主义对社会主义党十拿九稳进入政府权力部门构成了潜在威胁。社会主义党内部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一些是关于姆扎利政策是否明智,这反映了其内部真实存在的担忧;而另外一些则是设法让其支持者在总统继承权的问题上处于有利地位的手段。除了这些公开对抗外,总理的敌人还进行了一次暗讽活动,企图让他失去总统的信任,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姆扎利保持了布尔吉田的信任,并排挤了非难者。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却使那些在对抗不太激烈的环境下本来可能会帮助他推进改革的人疏远了。

当经济形式造成了危机局面时,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使姆扎利很容易受到攻击。在他指导下制定的第一个计划(1982-1986)重点是对石油化工以外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目的在于减少失业,鼓励出口并削减进口。然而,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获得重大进展之前,尽管造成了预算紧张,但维护稳定要求保持国家对基本商品的补贴。当努伊拉在1973年开始第一个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五年计划时,政府每年的补贴约为1000万第纳尔;十年后,每年的负担接近8000万第纳尔。在1982-1986年计划施行的最初阶段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为补贴提供资金的收入,尤其是来自原油销售的收入,意外地不再增长,同时恶劣的天气条件导致了几年严重的农业歉收。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财政赤字,政府强行采取了紧缩措施,减少政府开支,限制进口,同时,在惊恐万分之下,微微减少了一些补贴。不断增加的国外借款反映出,即使牺牲正常的经济发展,也要确保政治稳定这件头等大事。

1983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求取消对面包和粗粒面粉(民族饮食中的主要食品蒸粗麦粉的基本原料)的补贴,作为继续扶持的必要条件。这些商品价格的翻倍于1984年1月在全国引发了长达两周的。有一次抗议者甚至向布尔吉巴乘坐的汽车投掷石块,这曾经是不可想象的举动表明了最贫穷、最苦难沉重的突尼斯人的沮丧和愤怒。如同对付“黑色星期四”事件一样,警察和军队恢复了秩序但却有数以干计的平民伤亡。尽管姆扎利在计会主义党内的政敌既谴责了补贴的取消,也谴责了平定随后发生的混乱的方法,但那些新近取得合法地位的政党,由于对其权限还不太明确采取了克制态度,而没有积极参与煽动暴乱。

为了使自己远离公众愤怒,也为了让他有点晦暗的形象重新光辉起来,布尔吉巴恢复了国家补贴,让突尼斯人民相信总理的行动是没有经过他授权的。但他并没有免姆扎利的职,反而更愿意让他的这位门徒继续留任,他使姆扎利现在更加强烈地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即最高权力属于总统而不是总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月后,布尔吉巴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这就让经受了磨炼的姆扎利得以加强了他的地位。他意识到未来的经济调整势在必行,但可能会招致像结束补贴时那样的敌意,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想将反对派的影响降到最低。在其他措施中,有一项是从欧洲召回了大使宰因·阿比丁·本·阿里将军,让其重新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他曾在这个职位上因为有力地了1978年暴乱而一举成名。而恰恰由于那次记录,突尼斯工人总会对本阿里的再次任命提出了质疑。作为报复,政府抛开突尼斯工人总会,转而支持其竞争对手突尼斯全国劳工联合会,他们的成员在前一年因为反对突尼斯工人总会武装对抗政府的做法而从中分离出来。分裂致使阿舒尔的言辞更加尖锐,1985年,这位直言不讳的突尼斯工人总会秘书长再次入狱。

本·阿里和姆扎利(总理兼内政部长)通过严密监视各政党领袖以及他们的报纸,确保他们不反对政府。不过,受到最严密监视的是教派运动。政府指控这个组织策划了1984年的暴乱,于是抓捕了大量支持者。虽然教派运动的领袖们与非宗教政党领袖不同,曾鼓励他们的追随者参加活动,但当局并没有找到他们策动追险者的证据。1月份被监禁的主义者,与自1981年后被拘留的哈努什和莫罗乌一起,在几个月后被释放,但政府坚决不允许教派运动作为政党进行组织活动。被许多突尼斯人视为政府迫害的行为,提高了教派运动的声望,提高了它作为一个致力干维护公正地、在文化上恰当地解决突尼斯问题的独立组织的地位。

发生在1984年1月的令人痛苦的事件只是经济灾难时期的序幕,这场灾难由各种情况在无法预料的情况下汇合所导致,这些情况使得效益最好的经济领域付出了严重代价。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下降导型石油出口收益,作为其多年来的经济命脉,惊人地从1984年的7。78亿第纳尔减少到了1986年的3。22亿第纳尔。石油工业的不景气致使好几万工人从利比亚和其他地方回到突尼斯,这对国家造成了双重负担,不仅使国民经济丧失了这些人从国外的汇款,更加重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就在这两年中,持续的干旱使谷物产量减半。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突尼斯在美国的敦促下极不情愿地决定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突尼斯市设立总部,由于卷入了以前作为弊端面一直回避的巴以冲突,旅游业面临了危机。1982年后,在地中海盆地沿岸国家和欧洲爆发了大量袭击。1985年以色列轰炸了突尼斯市郊区哈马姆利夫的一个巴勒斯坦人居住区,造成了68名巴靳斯坦人和突尼斯人死亡,100名人受伤,1986年美国对利比亚目标的空袭进一步遏制了旅游业的发展,而其结果波及了整个经济领域。由于石油收入突然下降,其他收入来源严重减少,政府无力维持它先前的支出水平。国家投资枯竭,工作岗位萎缩,国际收支赤字增加,外汇储备耗尽,国际借款上升,1982-1986年计划期间,经济的年增长率急剧下降到2。9%,这是自独立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这个注定要失败的计划摇摇晃晃地走向结束时,外债达到了近50亿美元,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60%,而要支付的利息用去了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还多。

所有的突尼斯人都感受到了经济状况恶化所带来的困难,但穷人自然是最大的受害者。虽然教派运动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但其中更贫穷的人经历了非常悲惨的生活,他们还常常因为缺乏所需的物质来源而无法甚至最低限度地,养家糊口而饱受屈辱,这种事态完全有悖于主义团体视为国民生活的思想支柱而倡导的正义、人类尊严等理念。因此,教派运动对政府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猛烈抨击。它提出的一些建议重点放在了纠正社会主义党经济政策的基本缺陷上,与宗教和文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教派运动领导人主张,通过农业现代化增加食品生产,发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工业,从而实现更大的自给自足,而不是建立一个依靠国际旅游业和制造业的经济,“我们不必为西方生产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处理经济危机的其他建议更明显是来自背景,通常反映了长期以来关于性别角色的观点。1985年教派运动就《个人地位法》要求全民公投,认为让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是鼓励她们获得曾经由传统上养家糊口的男性所拥有的工作。女性这样做一方面加重了男性的失业问题,同时对教徒所持有的明确规字男女不同责任的基本社会和家庭准则也造成了削弱。在经济以外的相关问题中,教派运动还加强了对两性之间接触的限制以及恢复传统着装,以表明拒绝外国的影响。社会主义党、各反对党派以及支持女性的组织都起来维护《个人地位法》,阻止废除它的任何希望,而教派运动继续对其废除表示支持。

突尼斯本身具有分歧的政治团体,加上其管理不善,显然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单靠石油以及旅游业这两大产业推动国家发展是有点异想天开的,当面临外来威胁时,那么这两大支柱产业本身的不足自然而然就在这次危机中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危机之下,受害的还是穷人,而穷人本身又是突尼斯国家中人数最多的阶层,这也为其主张公平、正义的教教派提供了其有利的传播条件,然而教教派却妄图推翻法律,加强传统教义影响,这直接遭到了其他团体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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